到1951年时，全美的开放式基金数差不多为100家，持有基金股份的投资者有100万左右。

近年来，IMF重点开展了对经济和金融周期、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包容性、资产负债状况、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工具等的系统性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全球石油的主要购买方。

张旭光,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来源：《中国金融》2018年第16期 进入专题： 本币合作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本币合作，需要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充分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职能。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沿线国家，应当从全球金融创新的制度性安排角度，在债券发行、国际信贷、衍生产品等领域主导金融创新的顶层设计，以促进提高全球人民币交易量为主要内容，积极打造有更大影响力的全球性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已经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国家，政策和法律保障到位，和中国的投资、贸易及金融合作关系紧密，人民币接受度高，合作基础好，为深化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秉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合理引导全球投资者预期。

马歇尔计划深化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货币合作，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大量的货物或劳务服务，美元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的主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得以建立和完善。但从石油定价角度而言，我国却非常被动，对全球石油价格影响力比较有限，更谈不上主导国际石油贸易的定价机制。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因汉朝厚葬习俗导致货币减少，加上停止铸币，年利率上升到1倍以上，月利率在6分以上。

房地产崩盘不可怕，可怕的是货币随之失去流动性。基于非货币分工的计划经济在面对解除了货币约束的市场经济面前迅速瓦解、退出历史。彭波先生质疑这个世界上有只升不降的价格吗？市场机制的核心难道不正是价格的灵活调整以促进市场的出清吗？为什么房地产价格就应该只涨不跌呢？，这一质疑同样是源于对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混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代，与其同步的是前无古人的货币供给。

流通货币更是只有宋朝八分之一。但将摩擦引入后，则存在最优资本结构。

久而久之，流通体系中的货币就不断泄漏，乃是相对规模假说的一个例子。国家信用（税收）完全与货币脱钩，税收的纸币标价还是退回到其背后的商品货币与其它物品的比价。从武帝元狩五年至平帝元始五年的123年间，国家共铸钱280亿枚，西汉桓谭在《新论》中记载当时国库与皇室年收入竟多达123亿钱。用黄金、房子、股票代替粮食，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货币的本质，也可以知道生成有效的流动性多么困难。

我在广交会走访企业，融资利率高达30%以上正好反证了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性。官府很清楚，经过元代，民间的金属货币资源近乎枯竭，如果依靠金属货币，无法逃脱‘钱荒的陷阱（朱嘉明，2012，P127）。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改用英镑和美元作为法币的准备。明朝后来废弃纸币，也并非因为彭文所认为的由于内外大规模战事停止，国家财政压力减轻，纸币的财政功能相对不再突出，而是因为无锚发行的纸币信用荡然无存，致使商品经济大规模萎缩。

这个常识大体上是对的，但并不准确。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经济就是明代经济的投影。

即使像元朝那样依靠国家暴力，最终也无法禁止市场重归商品货币的道路。正像朱嘉明先生所说：中国之所以持续对外贸易，固然有对产品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换取境外的黄金与白银（p136-137）。

看过对前面问题的答复，就可以明白，彭波先生的错误还是源于将纸币等同于货币的谬误。所以贸易顺差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依然重要。按照MM定理，在无摩擦的情况下，并不存在最优的公司资本结构。到了唐朝，商品经济开始复苏。如果你不理解武器，不会使用武器，甚至觉得武器碍事，那么再好的武器也帮不上忙。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利息不仅大多数时间远高于20%，其变化也与货币密切相关。

企业现金流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市盈率下降，资本市场的信用冗余随之增加。彭文在解释高利息的原因时认为，中国民间乐于储藏货币，尤其是喜欢储藏有实际价值且便于储藏的铜钱、金银之类，而不愿意用于投资借贷。

中国长期的高利环境就是中国货币长期匮乏的最好注脚。十一、结论 最后，要感谢彭波先生对拙文的系统批评。

宋朝官府规定纳税不能用金、银，也不能全用纸币，一般是铜钱、纸币各半，随着纸币与准备金属脱钩，纳税唯有铜（铁）不可。只有澄清了不同语境下的货币，深入的讨论才能继续。

彭波先生不同意我加征关税的目标根本不是什么顺差，而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正是因为没有理解现代货币的生成机制，彭文才会犯下发行货币本不需要锚，至少不是必要的这样流行的错误。由于这一革命距离我们实在太近，以至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理解其在人类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普遍稀缺是所有流动性的基础。

本来财产税是被设计来替代土地收益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设计），但现在却被用作打压房价。现代银行里的基础货币（base money）本质上都是纸币，它只有放贷出去，才能被发行并成为真正货币。

如果中国能像美国那样内生足够的货币，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只是边际上的。如果货币供给不变，稀缺就会导致货币利息上升。

美国股票市场1元现金流的估值是100元，也就是100倍的市盈率，这时中国股票的市场利率是10%，美国的股票的利率是1%。高贴现率的劣信用会在市场驱逐低贴现率的良信用的格雷欣法则一定会驱使市场追求更高的贴现率。

这种市场分工规模和深度不可兼得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为M=QɑVβ。那样的话，今天中国的经济早就被资本市场的高息压垮了。民营企业要想沿资本曲线继续爬升，就必须依赖政府信用，就必须国进民进。其既被市场接受，就绝不可能要多少有多少。

任何资本都有两个独立的贴现率：真实贴现率k和临界贴现率K。朱嘉明先生《从自由到垄断》有一节，题目就是货币供给长期不足。

图1 中国和美国国债收益率 欧洲与美国股票市场市盈率的比较 彭文所提出的国企的利息的确比较低，但是民企的利率可是高得吓死人啊。文中的专业问题，也有待于职业经济学家更深入地证实或证伪。

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曾经的粮票。目前几乎所有发达的资本市场，都出现在海洋法系国家，惯例法的特点就是靠时间积累大量案例自动学习形成[9]。